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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乐章——2023开年推进绿色发展一线观察******

  2022年岁末,《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正式发布,遴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含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2023年开年之际,记者在采访中看到,鄱阳湖畔,数不清的候鸟在引吭高歌;华北平原,蓝天成为人们照片里最美的背景;巢湖岸边,农田里越冬的不是庄稼而是“草”……各地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着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神州大地正在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乐章。

视频: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乐章——2023开年推进绿色发展一线观察来源:新华社客户端

  照片里记录变化:让环境更加优美

  高耸入云的天津广播电视塔、变化起伏的城市天际线……寒冬时节,摄影爱好者孙涛登上位于天津市区的南翠屏公园山顶,用相机将冬日美景记录下来。

  “以前想拍城市天际线可不容易,放眼望去灰蒙蒙一片,根本拍不到好照片。现在空气好了,天空蓝得通透,随手一按快门就能拍出‘大片’。”孙涛感慨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开年工作第一天,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就在网站公布了《天津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明确了未来几年污染防治和气候变化应对的重点任务。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王文美介绍:“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企业环境绩效分级,助推产业提升,科学、精准地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同时,进一步强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不断提升科技化指挥调度的能力水平,为老百姓换回更多蓝天。”

一列复兴号列车从北京永定门城楼前驶过(2022年8月16日摄)。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广袤乡村承载着人们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向纵深推进,各地着力解决农村的垃圾、污水、厕所等问题,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的村民们参加垃圾分类小游戏,学习垃圾分类知识(2021年9月16日摄)。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寒冬时节,记者来到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赵各庄镇福山口村,眼前群山环绕,拒马河蜿蜒流淌。这条河,是福山口村村民、摄影爱好者许增利眼里的“宝地”。

  相册里的一张张照片记录着当地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2022年,许增利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照片发到朋友圈后,收获了不少网友点赞。

  “我拍到这些珍稀水鸟也就近几年的事儿。”许增利翻开一张前些年的旧照片,河岸边全是垃圾,“以前人们习惯把垃圾往河边倒,夏天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到秋天大风一刮,垃圾四散。”

  许增利往后翻着相册,看着一张文化广场的照片说:“这原来是村里堆垃圾的地方,现在建成了广场,有凉亭有花草,好多人喜欢坐在这看看山水。”随着保定市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福山口村也行动起来,治理垃圾污水,改善村容村貌。

  保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崔文宇表示,目前保定农村生活垃圾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理,基本实现村庄干净、整洁、有序的目标。“农村人居环境实现‘质变’不容易,要想保持好成果还需要久久为功。”

  账本上透视前景:让发展更加绿色

  2022年12月21日,山东首单排污权交易在刚刚搭建完成的山东省排污权交易平台上竞价成交。山东三丰新材料有限公司每年7.81吨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权被两家企业买走。

  “多余的排污权能换成真金白银,我们节能减排的积极性更高了!”公司的一位负责人惊喜地说。

  卖方山东三丰新材料有限公司加大废水废气的处理力度,通过对产生的有机废气进行高温分解燃烧,实现废气达标排放,节省出了部分排放指标。买方两家公司需要排污权指标保障项目落地,最终分别以每吨1490元的价格竞得3.594吨、每吨1470元的价格竞得4.216吨排污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总量处副处长苏波介绍,山东的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以东营、临沂为试点,开展市域内交易。下一步将探索扩增试点城市范围,并谋划研究全省统一的排污权交易政策体系,有效推动实现环境要素优化配置,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好支撑。

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村,村民在河长的组织下清理乌嘎河垃圾(2022年11月19日摄)。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农药化肥减量、畜禽粪污综合利用、耕地轮作休耕……如今,农业生产也正在悄然改变。

  元旦前后,在安徽巢湖的一级保护区内,大片的农田里生长着正在越冬的紫云英,绿意盎然。

安徽省肥西县花岗镇英塘村农民将紫云英翻耕入地,作为有机水稻种植的底肥(2020年4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合肥市巢湖市烔炀镇的种粮大户张文建介绍,以前种地都是稻麦轮作或稻油轮作,土壤明显板结,作物产量也越来越低。“我们秋季在田里种植了紫云英,等到4月再翻入土中,能起到改良肥力、调节土壤酸碱度的效果。”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八角镇“八角花谷”内新修建的旅游公厕(2019年9月5日摄)。新华社记者 张睿 摄

  “以前种地至少打四五遍化学农药,现在就封闭除草期和孕穗期各打一遍生物制剂,其他都靠物理防控,稻米的品质更好,自然也不愁销路。”刚刚参加完中化现代农业安徽有限公司巢湖技术服务中心组织的绿色种植培训,张文建也积攒了不少经验。

  中化现代农业安徽有限公司为巢湖一级保护区内近6000亩农田提供全产业链服务。公司业务运营部负责人李骏算了算账:“以绿色种植的方式种植优良品种,农民的水稻可以卖到每斤1.7元,加工出的巢湖大米更是卖到每斤7.5元,实现了绿色生态农产品卖出更优价格。”

  笑容里展望未来:让人与自然更加和谐

  冬日阳光下,鄱阳湖上的晨雾似一层薄纱,笼罩着鸟儿的啼鸣。

  江西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南山管理站站长李建新露出笑容:“这个冬天数十万只候鸟在湖区越冬。令人惊喜的是,一些珍稀候鸟特别是东方白鹳的数量明显增多了。”

众多候鸟在江西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湿地栖息(2022年11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一系列部署。2022年12月30日,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正式表决通过,法律将进一步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候鸟在鄱阳湖畔的南昌高新区五星白鹤保护小区栖息(2022年12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鄱阳湖是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就在几个月前,李建新他们还在为鸟儿们的越冬栖息忧心忡忡——受旱情影响,鄱阳湖水位明显下降。

  保护区管理局会同保护区内的3个村委会、1个红石厂谋划实施“协议管湖”——由管理局提供经费,从退捕渔民中聘请管湖员,争分夺秒控水保水,为迁徙水鸟和原生物种提供优质栖息地。

  李建新说:“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还要加大巡护力度,清理沉在湖底的废弃渔网渔线,让鸟儿们在鄱阳湖安全过冬。”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不少游客登上重庆市开州区举子园内的文峰塔,将汉丰湖的一湖景色尽收眼底。正值三峡水库丰水期,偌大的汉丰湖上,不少浅滩已被淹没,形态、颜色各异的植物在水中挺立,形成一片片别具特色的水中林地。

重庆市开州区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2020年5月22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汉丰湖是当地为治理消落带生态环境形成的一片人工湖。开州区在重庆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创新性实施集水质净化、景观美化、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提升等功能于一体的鸟类庇护林、林泽、基塘、滩涂生态保育四级工程。

  如今,汉丰湖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也繁荣了经济业态。依托生态优势,当地建成汉丰湖水上俱乐部等10余个文旅项目。据统计,2022年汉丰湖景区接待游客600余万人次。

  “坐在汉丰湖边吹吹风、喝喝茶,惬意得很。”湖边一家农家乐的主人周波笑着告诉记者,他的农家乐观光季每天可接纳100多人,预计今年的生意一定会更红火。

  人与青山两不负。新年伊始,神州大地生机勃发,亿万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美丽家园,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在生动铺展。

  文字记者:高敬、黄江林、高博、张武岳、水金辰、陈毓珊、李晓婷

  视频记者:张南琦、张涛、岳文婷、苏凯洋、邹尚伯、张硕、余国庆、潘志伟、程济安、曹力、陶冶、李晓婷、何春好、毛俊、罗新才(摄制)、牛思佳(报道员)、李采霏(报道员)、罗翀(报道员)、杨成(报道员)、汪喜兵(报道员)、董立厚(报道员)、刘文化(报道员)、陈永松(报道员)、贺宝(报道员)、王磊(报道员)、李雪梅(报道员)、赵海涵(报道员)、关智文(报道员)

  海报设计:赵丹阳

  新媒体编辑:姜子炜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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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人物丨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杨公子”。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梁思成、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

  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不过,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他自幼不缺书读,不仅祖父有藏书,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杨念群的“野心”更是颇有杨、梁的气魄。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悲喜命运。

杨念群。受访者供图

  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先请你介绍一下《“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这部新作品的缘起。

  杨念群:以往二十年,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如果要摆脱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困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加以重新解读,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概念史”兴起的意义。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比如“大一统”,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其实古人讲循环,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

  另外,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眼光向下”的热潮,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因此,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我试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

  中国新闻周刊:近二十年左右,“何为中国”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何为中国”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

  杨念群:当然可归于“何为中国”这个话题范围之内,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

  我一直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但历史上“中国”内涵不断发生变动,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常常是建立在“中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对“中国”的使用,历朝历代均不相同。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中国”的频率相对高一些,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热潮,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中国”。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只从外部看“中国”,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因此,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中国”观念的演变,但不应局限于对“中国”本身的理解,而是应该把“中国”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

2022年12月,黄河壶口瀑布。吕桂明摄

  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却至今犹存不灭。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大一统’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杨念群:第一,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个人”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获得某种安全感,“个人”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这就为“大一统”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第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大一统”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当然,除了“大一统”外,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比如“天下”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至于到底怎么落实,始终众说纷纭,语焉不详。第三,古代“大一统”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清朝的“大一统”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相,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大一统”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

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杜建坡 摄

  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

  中国新闻周刊: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母题”。你的“母题”是什么?

  杨念群:我理解你说的“母题”的意思是,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如果说有什么“母题”的话,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说得更直接一点,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政治动物”的。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类别,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至少“政治”作为“母题”,具有聚拢其他“主题”的典范作用。表现方式也是有“实”有“虚”,“实”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虚”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应该发挥想象力,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虚”的部分。从某种角度说,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但要想确定一个“母题”,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母题”的一个基本要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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