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消毒卡”可防新冠杀病毒？测评团队：多款产品除菌率为0******

　　陈燃

　　近日，各种“新冠防疫消毒卡”出现在网络平台。这些消毒卡号称“日本进口”“网红推荐”，一张卡即可防范新冠杀死病毒。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商家的宣传中，最便宜的5元多的消毒卡，有效期长达30天。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询问了部分卖家，他们均表示消毒卡真实有效。真是如此吗？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P图网红名人引流销售

　　商家均回避关键问题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发现，用消毒卡做关键词可搜索到超4000条商品，销量最高的店铺已有上十万单销量。消毒卡还有着多种别称，比如“随身防疫卡”“空间防疫卡”，价格在5元到400元不等。在部分商品展示页上还能看到李佳琦、小杨哥等网红在直播间推荐的图片。但记者查询了李佳琦、小杨哥的直播间商品橱窗后并未发现相关商品。检索到的一些“消毒卡”推广视频，也只是将上述网红的经典台词剪辑后插入消毒卡商品介绍。记者仔细观察商家展示的网红推荐图片，几乎都是截取直播截图后再P图上一双手拿着产品，作假痕迹明显。

　　对于消毒卡的效用，一名商家告诉记者：“消毒除菌卡缓慢散发的气体会结合空气中的水分，与二氧化碳反应产生微量二氧化氯，二氧化氯可吸附并穿过病毒的衣壳蛋白损伤核酸(RNA或DNA)基因组，有效阻止病毒复制繁殖，达到消除细菌的作用。”商家还补充说，消毒卡有效范围是佩戴者周围一立方米范围，每多开封佩戴一份消毒卡，就能多一份保护更加安全。

　　对于记者提出的有效性质疑，多位商家均选择回避作答，有商家表示，“消毒卡只是起辅助作用。”

　　被牵连团队澄清商家作假

　　实验证明消毒卡除菌率为0

　　记者注意到在商品评论中，有疑似刷单的评论称“老爸测评”也推荐过该消毒卡，甚至做过评测。

　　记者联系上“老爸测评”团队，相关工作人员当即对此作出澄清，“这是拿我们做噱头卖商品。”工作人员表示，团队确实在2019年疫情还未暴发时就做过相关消毒卡评测，但经过实验室专业检测，多款打着消毒卡名义的产品除菌率均为0。

　　“老爸测评”团队专业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所谓的消毒卡基本原理都是通过固态的颗粒或粉末释放二氧化氯气体来除菌。虽然二氧化氯是国际上公认的除菌剂，但在他们团队评测过的消毒卡中，除菌剂的含量微少到根本不可能发挥作用。

　　“如果真的要用二氧化氯气体进行空气消毒，那也要在密闭的空间里进行。但这样做，可能细菌还没杀死，你自己就先被熏晕了。”“老爸测评”团队表示，这类消毒卡在完全起不到作用的情况下，很可能还会因二氧化氯对皮肤的刺激性而导致皮肤灼伤，最好不要给孩子使用。

　　海外多年前曾警示危害

　　大量相关产品仍在销售

　　记者根据相关“日本进口”消毒卡信息在海外购物平台进行检索后发现，检索出的消毒卡均为使用中文介绍商品的商家在售卖，而与商品封面相关联的日本企业店铺却没有相关产品销售。有细心的消毒卡购买者指出，买到的消毒卡没有任何中文标识，并不符合进口商品的管理规定。

　　通过资料查询，记者发现，类似产品其实早在2013年就在日本出现过。2013年2月，日本相关部门还专门发布调查报告，指出消毒卡对人体的危害，消费者应该停止使用相关产品。

　　记者最后通过电商平台投诉渠道对部分产品进行了投诉，截至记者发稿前，大量打着“新冠消毒卡”名义的产品仍在各大平台销售。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见习记者 陈燃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