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人物丨球王贝利走了******
中新社北京12月31日电 题：球王贝利走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胡克非
82岁的“球王”贝利，没能熬过2022年。国际足联有关贝利的页面是简短的一行标题：“The King of football”。
不久前，贝利还在病房里观看了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在阿根廷队捧杯后，贝利在社交媒体中恭喜梅西，他写道：“今天，足球继续以一种激动人心的方式讲述着它的故事。梅西赢得了他的第一座世界杯，这是他应得的。祝贺阿根廷，迭戈(马拉多纳)现在肯定在微笑。”
世界杯期间，就已传出贝利健康情况持续恶化的消息。圣诞节前夕，贝利的子女全部从国外返回巴西，陪伴父亲共度最后的时光，巴西政府则已开始为贝利筹备葬礼。
北京时间12月30日凌晨，贝利走了。
“球王”贝利。图/视觉中国癌症、新冠和多脏器衰竭
70岁之后，贝利的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
先是因为前列腺的问题入院治疗，不久后又发现髋关节坏死，进行了髋关节置换手术。
贝利术后拒绝康复治疗，只依靠轮椅和拐杖出行。由于缺乏运动，他逐渐出现了肌肉萎缩的情况，脊柱、臀部、膝盖都相继出现了问题。
由于诸多疾病导致的行动不便，几年前贝利被诊断患上了抑郁症，在家人陪伴和照料下，贝利的情绪得到了安慰，症状逐渐缓解。
但好景不长，2020年的一次例行体检中，医生在贝利身上发现了恶性肿瘤，位置在结肠处，但已扩散到肺部。
顶级医疗专家会诊后认为，贝利已错过切除肿瘤最好的时机。2021年9月，贝利还是接受了结肠肿瘤摘除手术，并仍需化疗巩固手术成果。
今年初，贝利再次被诊断出结肠癌扩散到肝脏和肺部。
11月底，因“全身肿胀”和“心力衰竭”，贝利再次被送进医院。随后，贝利的女儿埃德森·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贝利此次入院治疗是因感染新冠，出现了呼吸道方面的问题。
世界杯进行期间，全球体育界都给予了贝利关心和鼓励。
卡塔尔建筑点亮为贝利祈福。图/视觉中国12月3日，国际足联在多哈湾上空部署了100多架无人机摆出“早日康复”的字样；在巴西队击败韩国队晋级8强后，巴西队队员集体在球场内拉起了支持贝利的横幅；多场比赛看台上的观众高唱“贝利，贝利”……
巴西队队员展示印有贝利头像的横幅。图/视觉中国12月底，为贝利诊治的医生表示，贝利的肾脏以及肺部都出现衰竭情况，仅剩心脏还有反应。
早在球员时代，贝利就摘除过一个右肾，他曾表示，是因为被对手撞击的次数太多，导致右肾发生病变不得不摘除。
很多人不知道，在贝利踢球的时代，足球场上并没有红黄牌制度，也不允许换人，所以贝利的职业生涯中，经常会遭受极为野蛮的犯规。正是出于保护贝利这样的天才运动员，在南美足球界强烈呼吁下，最终才形成了如今的红黄牌制度。
即便如此，贝利仍然深爱着足球。
足球之王
贝利16岁出战职业生涯首个赛季；17岁代表巴西队参加1958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进球，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的进球者；半决赛23分钟之内贝利完成“帽子戏法”帮助巴西队挺进决赛；决赛中梅开二度率巴西队成功登顶夺冠。在那届世界杯贝利出场4次打进6球。随后在1962年和1970年，贝利为巴西队三夺世界杯冠军，并为巴西永久保留雷米特金杯。贝利23岁时已在正式比赛出场242次打入319球，算上非正式比赛进球数已超过500球。
1970年世界杯，贝利第三次率队夺得世界杯冠军。图/视觉中国由于历史和统计方式的不同，贝利的生涯总进球数一直是个谜。
贝利生涯仅效力于巴西俱乐部桑托斯和美国纽约宇宙俱乐部两支球队，按照各自的官方记载，贝利共在俱乐部打入680个进球，加上为巴西国家队打入的77个进球，总进球数为757个。
而《吉尼斯世界纪录年鉴》认定，贝利从1956年至1977年，在1363场比赛中打入1279个进球，由于贝利退役后还在纪念赛中打入两个进球，所以国际足联和南美足联一直认定贝利的进球总数为1281个。
贝利本人则认定，其在职业生涯中共打入了1283个进球。2013年贝利出版自传名为《1283》并且只发行1283册进行纪念。
事实上，无论哪一数据都难以让人感受贝利在足球场上的能力。他职业生涯有超过65%的比赛没有被影像记录下来，对足球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损失。
贝利是世界足球史上稀有的全能球员，放在锋线上能拿出极好的进球能力，放在边路，其盘带、摆脱和过人能力也非常过硬，即使回撤到中路，也能成为最强的组织核心。更令人震惊的是，身高一米七五、司职前锋的贝利在桑托斯队竟有4次出场担任门将，在巴西队的一次友谊赛中也作为门将有过出场记录。
在贝利的巅峰时期，对手甚至需派出3-4名球员防守他。即便如此，贝利仍可轻松突围。足球在他脚下灵活自如，他就像是球场上的野兽，迅捷、凶猛。
如今，形容巴西足球风格，人们总会说“桑巴”，事实上，巴西足球传统风格叫“任加”(Ginga)。
那是一个起源于16世纪殖民时期的巴西传统文化，是一种防身术。灵活、敏捷、富于柔韧性和爆发力，上世纪中期，巴西足球运动员将“任加”带进了足球场，并认为那是巴西足球的标志。任加踢法最常见的动作包括杂技般的带球过人、倒挂金钩射门以及用大腿或背部传球。
1950年世界杯，巴西队在决赛输给了欧式足球风格的乌拉圭队，令很多巴西人认为，是时候放弃“任加”了。但贝利不同意。1958年世界杯，贝利不仅证明了“任加”的魅力，也让巴西足球看到了信心和未来。巴西人开朗自信快乐，极具表现欲的巴西运动员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任加”。在本届世界杯中崭露头角的里沙利松、安东尼等年轻人身上，依然可看到“任加”的影子。如果没有贝利的坚持，巴西足球的风格一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为足球，贝利做了一切
1977年10月10日，美国纽约宇宙队为贝利举行了盛大的告别赛，赛后贝利在队友和观众的欢呼中挥泪离场，结束了非凡传奇的绿茵生涯。
世界杯赛场上，贝利的巨型横幅。图/视觉中国退役后，贝利曾做过巴西体育部长，试图改变巴西足球混乱的赛制和腐败；曾出任联合国的大使，帮助各地贫苦少年通过足球重燃对生活的热爱；还曾在电影《胜利大逃亡》中饰演足球运动员刘易斯，重现了自己的倒勾绝技。
只要与足球有关的事情，几乎都可看到贝利的身影。在贝利看来，自己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足球，都是为了巴西，自己很快乐也很幸福。
2022年12月18日，巴西队遭到克罗地亚队淘汰后，贝利曾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其中说到，“如果你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那么你的机会会比别人更少、梦想也会更加遥远。他们的痛苦并不会比他人更深，但他们会受到更多人的评判，不是么？但与此同时，他们在胜利时的喜悦也要更多。”
“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们对足球如此疯狂，也许是这项运动中我们友谊的集合所带来的爱；也许是进球那一刻的欢呼能让我们忘记生活中的一切烦恼，哪怕只有90分钟；也许是足球在对抗贫困、饥饿和毒品时所传递的爱，它存在于一个个小的社区之中，并组成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就是这项美丽的运动所带给我们的，在巴西尤其如此。”
2020年11月25日，马拉多纳去世，得知消息后贝利曾第一时间表示，“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世界失去了一个传奇，我希望未来有一天，我们能一起在天上踢球。”
现在，马拉多纳应该已经见到贝利了吧。(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桑德施奈德：动辄质疑中国“渗透”为何暴露了西方的不自信？****** 执政十六年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终谢幕，朔尔茨正式接棒。“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与中欧关系通向何方？中美关系历经波折，德国和欧洲又该如何自处？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邀请德国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约翰娜·帕拉特与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和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对话。桑德施奈德表示，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指责中国，或者一味地说中国没有达到西方的期待，都不是建设性地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他不仅反对制裁，更针对“对华脱钩”指出，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各方都将从中受害。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Sandschneider)是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德国外交协会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主任、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咨询委员。现为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柏林全球顾问”咨询公司合伙人。约翰娜·帕拉特(Johanna Poellath)女士是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  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最近一些日子里，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潜水艇”之一。这么说真的对吗？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是。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帕拉特：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是不理想的情形，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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