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氟沙星冲上热搜，药监局：未成年人禁用******
近日，一张“关于XBB.1.5毒株在美国登顶，大家要囤点蒙脱石散、整肠生、诺氟沙星”的截图在网络流传，不少药物一度脱销，“未成年人禁止服用诺氟沙星”一度冲上热搜。
诺氟沙星是什么药？为什么未成年人禁止服用？家有孩子到底需要准备什么？
此前，国家药监局官网建议每个家庭都应该专门为孩子准备一个家庭药箱，尽量精简，只准备一些常用药，并且相对安全的药物。身边很多人在感冒发烧时都会自行使用抗菌药物，但发热不等于感染，更不等于细菌感染。
其实发烧只是一个症状，并不是造成疾病的原因，发烧是机体免疫机制的一部分，找到发热的原因至关重要。发热的原因很多，除了感染性外，还有结缔组织性疾病、肿瘤性、药物热。即使感染性，还包括病毒、细菌、真菌等不同病原。一般感冒多由病毒引起，药物治疗以对症治疗、缓解感冒症状为主。抗菌药物只对细菌有杀灭或抑制作用，没有细菌感染时，用抗菌药物是没效果的。感冒一开始就服用抗菌药物，不但对治疗无益，还会引起药物不良反应和细菌耐药性的产生。只有感冒后出现咳嗽频繁，伴黄稠粘痰、发热、咽疼等继发细菌感染的症状时，应到医院检查，医生会根据病情选用相应的抗菌药物进行治疗。
而且，抗菌药物的种类有很多，每一种类都有自己的特点，应该按照不同的人群、疾病、病原来适当地选用。孩子生病后，家长不能擅自使用药物，应由医生决定是否使用抗菌药物。使用抗菌药物时，尽量用窄谱抗生素而不用广谱抗生素，尽量不要联合使用。
诺氟沙星，广谱抗生素的一种，人们服用后可阻碍人体消化道内致病菌DNA旋转酶的作用，阻碍细菌DNA的复制，从而对细菌产生抑制作用。常用于细菌引起的腹泻，如肠炎、痢疾类病症，对病毒引起的腹泻是无效的。因为在急性腹泻中，多因病毒感染所导致，所以在出现腹泻症状时，一定要查明病因再服用相应的药物，切勿乱服此药。需要注意的是，诺氟沙星可阻碍骨骼的成长与发育，所以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禁止服用诺氟沙星。
国家药监局教你备好儿童用药箱
2019年10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官网发布信息，指导公众如何在家准备儿童药箱。
国家药监局建议，每个家庭都应该专门为孩子准备一个家庭药箱，尽量精简，只准备一些常用并且相对安全的药物。具体包括：
解热镇痛药
对乙酰氨基酚：常规剂量短时间服用，不良反应少；如果大剂量长期使用，有可能发生肝毒性。最小适用年龄为3个月，1岁以下幼儿用药时应遵医嘱。间隔4~6小时重复使用，每日不超过4次。
布洛芬：不良反应少，治疗儿童高热有效、持续时间长。最小适用年龄为6个月，6个月以下用药时应遵医嘱。间隔6小时重复使用，每日不超过4次。
止泻药和胃肠道调理药
蒙脱石散：“物理”止泻，可以在肠道内形成一层保护膜，可有效止泻，但使用过量会引起便秘。
口服补液盐：可用于因腹泻引起的电解质紊乱和脱水症状。
益生菌：对调理肠道菌群紊乱可以起到双向调节，不仅可以治疗腹泻，还可以缓解便秘。常用的有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枯草杆菌二联活菌、地衣芽孢杆菌活菌、布拉氏酵母菌散等，可根据孩子的情况选择合适的种类。
泻药
开塞露：主要成分为甘油，是孩子便秘时临时救急的好帮手。
乳果糖：温和的泻剂，不良反应少，但长期或大量使用，可能导致腹泻。孩子便秘一般是暂时性的，可以通过饮食进行调节，西梅汁、苹果汁、梨汁等食物中含有缓解便秘的成分，可有效改善便秘。
外用药
炉甘石洗剂：涂于瘙痒部位，可有效缓解皮肤瘙痒症状。
创可贴、碘伏：孩子有皮肤外伤时，可以用碘伏进行消毒处理；可常备防水、杀菌等种类的创可贴，根据伤口情况选择合适的创可贴使用。
其他
此外，药箱中还应该常备医用纱布、医用胶带、医用棉签、量杯和滴管、体温计等。
国家药监局同时提醒，孩子并不是缩小版的成人，因为他们的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还在发育中，并没有完全发育成熟，所以，在用药时不能将成人药“小儿减半”服用。
成年人服药后，很多药物成分不易通过血脑屏障伤害到大脑，而孩子的血脑屏障功能还没发育完全，某些药物成分会经过血脑屏障对孩子的大脑造成伤害。因此，一定要让孩子吃儿童剂型的药物，不要随便将成人药减量给孩子吃。
儿童对药物的耐受性和反应性与成人不同，成人可以用的药，对儿童可能是禁用或慎用。
喹诺酮类抗菌药、诺氟沙星等沙星类药物，可能会抑制软骨发育，18岁以下未成年人禁用。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如庆大霉素、链霉素等，有肾脏毒性和耳毒性，儿童不宜使用。
皮质激素类药物，长期使用可能造成儿童生长迟缓，影响身高，儿童不宜使用。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 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资料图：韩国首尔明洞街头。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 王俞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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